▓批判地寻觅电视剧中的真相
在中国，市场也罢，圈内也罢，都需要熟知规则而行事，电视剧也如此。一批力求打造“主旋律商业片”的导演、演员都在摩拳擦掌，他们暴露着“内幕”，暴露着“悬疑”，暴露着纠缠不清的爱来爱去，并把感情、文化、思想、现实与大案、重案并为一道，来审视人性，审视心灵，审视社会的危机，审视制度的漏洞，审视着人们总会觉得离奇古怪的那些事情。但他们的方向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惧于影视审查制度，一方面惧于观众不买账，在两头为难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克制地体现着种种矛盾。
他们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体现党政意志决心；第二，体现矛盾所在，让观众信服于拍摄镜头之下的“另一种现实”。有人做到了，有人失败了，有人越轨了，有人简直在侮辱着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投怀送抱，溜须拍马，毫无自己的独立批判思想。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天天不厌其烦地充斥着电视荧屏，就连盗版商也对许多新作斥之以鼻，懒得盗之。
我们会经常熟悉着类似的电视剧封面包装：几个人举着枪，几个人戴着墨镜，几个人夹着烟，几个人痛不欲生，几个人怒气冲天……。最明显的是那些枪。枪几乎到处都是，就指着你，指着那些购买电视剧的人，不知道在暗示什么，总之，总是有枪指着这个、指着那个，或者指着自己。警察与黑社会，政府与资本家，亡命之徒与胆小民众，美女与毒品，道貌岸然与阴险邪恶，这一切在电视剧中我们都找到了。
为了通过审查制度，多少作品首先进行了自我阉割，把不该有的都去除了，把该有的都放大数十倍。于是，人们看到一群官员和警察风尘仆仆，与腐败者、罪恶者进行殊死的较量，人们看到一场场纠缠、暧昧、动人、伤感的爱情仿佛慢动作那样覆盖到整个剧中。就连《东京审判》这样相当严肃的历史题材，也必须要靠脸蛋漂亮的明星与莫名其妙的爱情来填充，仿佛什么都好莱坞了。做得好的倒是无伤大雅，做得不好的简直是在考验观众的忍受能力。更让人愤懑的是，将犯罪现象“文学化”、“诗意化”，将制度矛盾淡化或者完全避去、削去，这样的电视剧到头来一旦抽去情节，就只剩下模糊的印象，只能让人听故事，但不能让人余音绕梁。
下面，我就提出几部电视剧来说明问题，我点到为止。
其一，《决战法庭》，导演：刚毅。这部25集的电视剧，其实只需十集就可完成，可以抽去的是：第一，那些回顾往事的镜头，完全低估了观众的智力；第二，拖拉疲沓的感情对白，根本不需要这种偶像剧的材料；第三，小说语言式的解说，也是在覆盖演员空间。其它的缺点也多：人物僵化，在模仿黑社会方面太露痕迹，特别不真实；语言不干净利落，啰嗦的地方太多，而且出现了大量“念台词”的现象，非常不成熟；镜头太死，完全动不起来，给人以看舞台剧的错觉。
故事却是个好故事：电脑高手谷子丰酒后失手杀人被捕，但如此简单的案件，却因为黑社会老大路长明的营救，以及著名律师苏伦的颠倒黑白，而导致伪证层出不穷、证人数次翻供，法庭之内唇枪舌剑、指鹿为马，法庭之外血雨腥风、栽赃陷害。路长明拿3,000 万元请苏伦把谷子丰营救出来，其目的在于拿到谷子丰通过电脑网络盗窃银行的三亿元人民币——这是一起大型金融盗窃案。
遗憾的是，导演把大把时间给了路婷婷、贾兰兰，让她们去与检察官高飞、刑警队长张小龙谈恋爱，这场恋爱骗局谈得没完没了，叫人厌烦，叫人看不下去。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庭辩护中的速度感和真实感完全消失了，反而融入了太多情感的成分。导演努力展现的一个个聪明人，其着眼点只是去刻画情感的变化，以此来体现情与法的冲突，而不是淋漓尽致地阐述法律力量的本身，使所谓“决战法庭”没有成为法治剧，反而成了生活剧。
其二，《强制执行》，导演：沈涛。这部25集的电视剧（集数就象约定俗成一般），乃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商业片”。说它是“主旋律”，是因为它所塑造的法官形象是忠于法律、司法为民、恪尽职守、爱岗敬业的共产党法官；说它是“商业片”，是因为它同样加入了时尚、美女、恋爱等复杂情感在内，演员形象非常城市化，全剧仍然没有脱离情与法、权与法的矛盾线索。
强制执行在中国是个难点、焦点和重点。太多的法律白条，太多案件的未能执结，已经成为中国司法界的烂摊子。执行的低效率，意味着受害者的成本加大，对司法丧失信心，对法律丧失尊重，由此产生了相当多的新、特、难的重大后果。这部电视剧抓到了这个很重要的现实司法背景，但可信度太差。因为，强制执行不力，是司法不作为的原因所致，也是司法畏惧势力所致，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勇气问题。
许多大宗案件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集团或者团伙在运作，这些集团和团伙要么是权力者，要么是资本者，二者交相呼应、沆瀣一气，而且还有一股黑势力在冲锋陷阵。司法执行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执行任务，决定于执行的胆魄和智慧。我参与过一些案件的代理，也旁听过一些惨不忍睹的案件，但据我所知，强制执行的成效很低，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成效就更低。导演有意塑造院长白天这个令人感动的共产党法官，已经是在掩盖和扭曲现实了，态度非常不诚实。
其三，《我不是羔羊》，导演：沙碧红。电视台播出时不敢用这个沉痛呐喊的片名，只敢用诗意的《又见花开》。
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被拐女性命运的电视剧。初看时，耸人听闻：男童两～三万元，小货（女娃）与大货（女人）八千元，“拐卖集团”控制着有组织卖淫，牟取暴利。强奸、卖淫、拐卖、贩毒，犯罪集团无所不为。有人被逼疯，有人被逼死，有人被杀害，有人被训练为集团成员，有人则是死处逢生、死里逃生。如果把剧中那些文皱皱的语言去掉，如果把那些“只是演给人看”的演技水平提高一个档次，那么这部电视剧必将相当震撼人心，充满正义感和人文关怀精神。
被拐者乃是相当脆弱的，即使逃离困境，新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难以与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有的甚至屡屡自杀。被拐者意味着贞操丧失，意味着青春毁灭，多少女孩被卖掉后，那里的延绵深山、村民“守望相助”，使他们根本走不出来，只能在那里生孩子，然后忍受着金钱交易的某个“物件”的低贱命运。有甚者，即使面临解救，也不愿意重新回到自由状态，因为她们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家庭，有了无法割舍的痛不欲生的莫名情感。
刑警李锐锋到黑社会当卧底，暴露后中枪牺牲，有点悲壮。但这个角色有了太多不必要的情感因素，比如：黑社会老大就是他的亲哥哥，比如两个女人都爱上了他，就打拐而言，没有必要对这种离奇感情如此浓墨重彩。值得肯定的是，导演将被拐者的命运展示得很丰富：她们原本纯真，但遭遇此等打击之后，人性扭曲，一直活在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些把人当“东西”一样搞来搞去、运来运去、卖来卖去的情景，更让人思考：这一古老犯罪手段的重演为什么不会收场？讲句题外话，我所住的村民小组，就至少曾有四名女性被拐卖，至今未归，她们如果还活着，必定都老了，再也看不到“又见花开”的情景。
其四，《征服》，主演：孙红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够硬、够狠、够坦率，尤其是实力派演员孙红雷的演出，更是绝到了家——那是真正的“当代江湖”的写实之人。《征服》长达20集，但其叙述的事情不过只有几天时间，已被称为中国的《24小时》。
刘华强的弟弟被砍成重伤，于是他疯狂报复着所有曾经伤害过他弟弟的人，并欲将这些人全部杀害。公安局副局长徐国庆的饰演者是地地道道的警察石兆琪，其眼神、语言、思维、动作，完全出自本色。这部电视剧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它虽然将无声时间延续得很长，但在气氛把握上颇有实力，给人以紧张感和在场感，能够刺激观众主动思考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想些什么、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刘华强的犯罪团伙，成长得非常原始，只是从街头拿砍刀的混混，变成今天这样多几个人马的队伍。从他的整个精神信仰来看，他崇尚暴力，也就是拳头决定一切的真理。他与他的手下从来都是心狠手辣的人物，而且有着相当慎密的洞察力和威逼群雄的实力，在犯罪和反侦查方面具有相当的天赋。
这部电视剧从不啰嗦，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感情戏，所有角色都非常投入，投入到网民们对每个人都能有一番“自己的见解”的程度。公安局副局长徐国庆演到了让网民讨厌、鄙视的程度，这更是了不起的成就：讨厌他、鄙视他，不是因为他演得不到位，而是演得太到位，就跟现实中那些颇有狠劲的警察一个德行。刘华强最后缴枪投降，竟是出于他对一个被绑架孩子的悲悯，那一刻让我这样一个铁石心肠者也落下了滚荡的眼泪，为之深深振奋。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放在当今这个社会，他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他内心罪恶的防线被彻底打垮之时，那种扭曲中的痛苦和呐喊特别能够震撼处于麻木中的我们。
其五，《深度打击》，主演：陶泽如。陶泽如是我敬重的演员之一，他面目丑陋，但表情复杂，内心细腻，言辞准确，非常到位，无论是《黑洞》、《黑雾》、《第５个空弹壳》，还是《生存之民工》、《深度打击》，他都能让人感觉到完全不一样的角色突破。
他的最大难点在于很难遇到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否则，对方强他就强，对方弱他却太强。他参加的许多失败之作，都是因为导演、演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是作品的失败，而非他个人的失败。他的《生存之民工》、《黑洞》之所以相当成功，那是因为有导演管虎，有马少骅、黄勃、陈道明等一流演员，只有这种高手对决才可能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作品展现成功。在《第５个空弹壳》里，他饰演展开复仇计划的监狱逃犯苇子，也是除了他之外，无一人饰演成功——该剧主角刑警田志平的饰演者李幼斌简直是失败的共产党演员，一身党气，装腔作势，太过造作，真是个活脱脱的“党戏子”。
具体到《深度打击》，又是约定俗成的25集，仍然是同样的啰嗦。那个永远都停不了嘴的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周海东，那个公安部派到四海集团董事长乔一民身边的故作胸怀韬略的幼稚女孩闵捷，还有那个完全嗅不出一丝警察气质的公安局长林兰，是这部电视剧的三大败笔。十年前，乔一民侵吞国有资产5,000 万元，此人踏此一步，痛作反省，而后在经济、商业、企业等不同层面力行改革，无论是道德、智慧还是魄力、实力，都称得上是中国商界奇才，身价乃以“亿”为计。但十年前的案件一再重翻，乔一民为掩饰罪行，与举报者邵明哲（陶泽如饰）进行秘密交易。在乔一民被捕的那一刹那，我感到锥心的痛，仿佛他不再是十年前的罪犯，而是十年后被一帮人抓住把柄百般利用和控制的悲剧人物。看似光明正大地惩治罪犯，但那些惩治者却在人格和理想上与乔一民相差甚远，在令人遗憾的同时，更感到太多的不公。
过于逼近真实的电视剧，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许多导演选择了投机，既不得罪官方，也不得罪观众，所以一直象“和稀泥”一样，把表象显示出来，把内在隐藏一部分。这帮人要么本身水平不够，要么就是故意扭曲、篡改、隐瞒现实本身。我尊重真实，真实并不意味着记录，而是首先意味着一种诚实勇敢的态度，敢于将既有的事实演变为批判式的画面和语言，并将之干净利落地展现出来。我们已经受够了谎言的包围，受够了官方的威权，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谎言，挖掘真相。悬疑、腐败、血腥、色情，或者规模、阵容、奖项、收视率，这些不一定就是真相，真正的真相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也许只是不起眼的某个人。在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和人上，却能够还原在场感的那种真实内心和真实动态。
缺乏批判思想的电视剧，更如同没有灵魂的人一样，只能麻木、冷淡、平静地苟活着、忍受着，却不能直接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去进行有力的批判和解构。我这里，还有几部有关“国家安全”题材的电视剧，比如《国家机密》，比如《谍战》，今后我会谈到这些电视剧也是问题重重，距离真相相差太远。或许是太多人不熟悉中国的政治运作、法治运作、宣传运作和影视运作了，如果对这些规律更熟透一些，那么当我们被逼无奈地欣赏着电视剧和其间不断穿插的商业广告时，就不会如同盲人摸象那样，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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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银波，独立作家，原籍中国重庆，系独立中文笔会首届会员，主编《壹刊》。
壹刊（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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